中国石油

公司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兰云升接受《财务与会计》杂志专访
2019-05-16 来源:

    日前,中油财务公司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兰云升接受财政部主管的《财务与会计》杂志记者专访,畅谈2019年两会议题,并围绕其提案内容发表观点。

  在201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兰云升常委提交了《推进外汇储备优化管理》和《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两项提案。在访谈中,兰云升谈到了提交这两份提案的原因,表达了自己作为政协委员关注行业、关注民生的初衷,并以严谨的论述从现状、紧迫性和可行性建议等几个方面,对提案内容进行了深度解析。该访谈文章发表于2019年第8期《财务与会计》杂志,标题为《兰云升:聚焦改革热点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全文内容如下:

  全国政协常委兰云升可谓是经济界的“老委员”。从2003年至今,他先后当选第10、1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2、13届政协常委。多年来,他持续关注经济领域改革发展,所交提案涉及宏观经济、能源安全、国企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充分履行着一名“老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今年,他又将目光聚焦在金融安全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并于两会期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围绕其提案等相关内容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推进外汇储备优化管理维护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

  外汇储备作为对外支付和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进入21世纪,我国已逐渐摆脱外汇资源短缺状态,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年末余额达3.07万亿美元,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抵御金融风险、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汇率以及提高国际信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兰云升常委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完善适应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模式,但在外汇储备资产运营的结构性、效益性、安全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他指出,一是外汇储备结构仍以美元资产为主(约占外汇储备50%左右),并主要配置于中长期债券类资产(约占美元资产85%左右)。这种较为单一的资产结构导致外汇储备收益偏低,且易受政治风险、资本市场波动的冲击,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一定隐患。二是外汇储备配置未形成多元化,目前多投资于金融资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黄金储备、战略物资储备等投资缺乏。例如,作为维护我国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我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不足2.5%,远远低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约55%~75%的黄金储备水平;而对于石油储备,我国储备能力则远远低于国际能源署设定的90天石油储备安全标准。三是外汇储备管理仍采取“藏汇于国”的集中化管理方式,“购汇难”现象依旧存在。这既不利于分散外汇风险,也不利于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益。

  针对上述问题,兰云升常委今年在相关提案中提出四项建议:

  一是推动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在币种结构上,实施多元化货币储备策略,有序减持美元资产,择机扩大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份额,有效分散汇率波动风险;在资产结构上,着力优化美元资产结构,择机减持美元中长期债券,适度扩大高等级公司债以及股权投资比例,提高美元资产整体收益率。同时,合理配置不同国家、不同币种的资产结构,动态优化不同资产类型权重,确保国家长期经济利益。

  二是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方式。坚持“外汇储备是留着用不是攒着看的”理念,区分外汇储备流动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实施稳健与充分利用并重的外汇储备运用策略。一方面,可利用外汇储备适时增加黄金实物储备,充分发挥其保值增值、抑制通货膨胀的功能。另一方面,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专业性外汇投资基金,支持国内能源或资源类企业“走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海外收购等方式,积极扩大稀有金属、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储备。此外,加大对海外先进农业、高新技术等战略性产业投资力度,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驱动力。

  三是优化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外汇制度改革,通过逐步放宽结售汇、制定灵活的市场价格,推进“藏汇于国”向“藏汇于企”“藏汇于民”转变;引导超额外汇储备向民间分流,由市场主体以市场化方式自主管理,搭建起国家统一管理和民间各自分散管理的双重外汇储备管理格局这既可以减轻央行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和压力,又有利于激活沉淀资金,增加其盈利能力,实现汇率管理和价值投资两种功能。

  四是强化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管控。加快构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公司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外汇储备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重点针对国别风险、市场风险、宏观风险,建立动态化风险甄别和判断系统。建立外汇储备运用的有效监管模式,形成具有法律和市场责任的约束机制,根据资金使用主体、项目投资国别、项目内容等,设立考核回收期限要求和投资回报率,进行绩效考核和问责。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每年两会期间,社会民生问题总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兰云升常委除了聚焦经济领域改革,对养老问题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正在迅速加深,老年人口增长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大幅减少,人口红利优势逐步削弱,国家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421”或“422”模式家庭面临沉重养老负担。然而我国养老事业建设又存在起步晚、基础差、“历史欠账”较多等问题,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一是养老资源供需不匹配、分布不均匀。2017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2.93万家,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每千名老人仅拥有养老床位30.9张,较2016年下降0.7张,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平均需要排队10~15年;城市和郊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出现了中心城区养老床位缺口大、养老护理需求难满足,以北京为例,位于五环内的养老服务机构仅占2成。二是民营养老机构发展不充分。养老机构公办又多、民办更少,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占比仅四成。兰云升常委认为,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市场责任边界不清晰,优惠政策与资金未及时匹配,企业参与养老产业发展受到制约,大量民办养老机构面临持续亏损,严重抑制了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民办养老机构受经营成本的限制,面临占地面积较小、基础设施简陋、管理理念落后、服务水平低、成本高、入住率低等诸多问题,质量亟待改善。三是医养资源未能有机整合。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相互独立、自成系统,养老不方便就医,医院不能养老,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负担;由于养老院无法提供专业化的康复护理服务,许多老人将医院当成“养老院”,存在严重的“压床”现象,医疗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国传统养老思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兰云升常委认为,加速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沉重养老负担的唯一途径,也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政府、行业、社会共同做出积极努力。为此,他建议:

  一是健全养老产业顶层设计,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养老相关法规细则并有效监督实施;全面推进养老体系建设社会化,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实行民营、公办民营、民办公助、公私合办等多元化运营模式,在税收、运营、信贷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兼顾公益性和赢利性,打破养老产业资金来源单一的瓶颈,满足不同群体养老服务需求;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推动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标准相衔接,整体提升养老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水平,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二是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完善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对城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无障碍通道、适老辅具等方面进行补贴;加大城市养老服务用地供给,加强城市闲置资源转化利用;加强医养结合补贴力度,建设一批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升级改造城市郊区、周边地区养老院,推进养老院全面内设医疗机构,促进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三是利用市场机制、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提升供给质量。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为平台探索政企共建养老模式,由政府无偿或底偿提供场所,引进专业养老、医疗机构等组织参与社区周边老年食堂、医疗服务站、照料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社区嵌入式照顾;开展“智慧养老+互联网”,建立医疗、养老、康复无缝衔接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实现服务供需对接,提高服务质量。

友情链接